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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稳增长的自信从何而来

发布时间:2020-07-13 12:39:30 阅读: 来源:吊秤厂家

当今世界,能够引发全球关注的数字中,有一个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中国每年的GDP增长率。

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全国两会上,这一数字毫无悬念地成为焦点之一。在李克强总理接受中外媒体采访的记者会上,获得宝贵提问机会的几家美国媒体和英国媒体记者,不约而同地向李克强总理表达了他们对同一个话题的关心和担忧:中国经济能否以及如何实现7.5%左右的增长目标。

伴随着这些关注的,是近两年来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和稳增长的质疑以及“崩溃论”和硬着陆的“预言”。

GDP增长率,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快慢的全球通用指标。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对中国GDP增长率的关注,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30年间,面对连续多年超过10%的两位数的GDP增长率,国际舆论给予惊艳般的关注和喝彩;第二阶段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主动大幅调低增速,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实现10.45%、9.3%的高速增长的大好形势下,出人意料地将GDP增速降至8%以下,即俗称的“破8”,国际舆论开始转为怀疑和质疑。

引发这一国际舆论转向的大背景,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中国当年却依然保持了9.63%的高速增长,被一些国际舆论誉为“一枝独秀”。从此,中国被寄予“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的厚望;中国的GDP增长率,似乎不再是中国自己的事,而是事关全球经济未来的大事。

中国经济的主动“破8”,似乎打破了西方舆论的惯性思维,他们悲观地表示,中国经济可能连7.5%的增速也无法实现,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增速在2013年只能实现3%~4%,出现可怕的“硬着陆”。

事实胜于雄辩。

2013年,中国实现GDP 7.7%的高增长,圆满完成了年初预设的“7.5%左右”的目标。

2014年,尽管面临着“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困难局面,但中国再次将经济增速确定为7.5%左右。

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信心从何而来?

稳增长的五大潜能

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对2014年GDP增长率,作了全面的阐述说明,甚至答疑。

对于为何将2014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言,这是“经过认真比较、反复权衡”,并“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从“需要”的角度看,对于中国这样的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报告还明确指出,7.5%左右的增速目标对于全局至关重要,因为“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既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又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耐心解释“7.5%左右”: “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现在我们全国每年要新增城镇劳动力就业1000万人以上,还要给六七百万新增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留有一定的空间,所以要有合理的GDP增速。”

总理又直言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我们既要稳增长、保就业,又要防通胀、控风险,还要提质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

同时,李总理坚定地表示:“我们有去年应对经济下行的经历,中国经济又有着巨大的潜能和韧性,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使今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总理的信心从何而来?除了 “需要”,实现7. 5%的“可能”是什么?

2013年中国在应对经济下行中探索和积累了哪些创新实践和成功经验?中国经济蕴含了哪些巨大潜能和韧性?

近日,记者就此广泛采访了来自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官员、企业家及著名学者等各界人士。各界对2014年7.5%左右的增速目标有着高度共识,并且充满信心。受访者普遍认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探索和实践,中国经济蕴藏了巨大的增长潜能;其中,改革红利、新一轮对外开放、内需拉动、新型城镇化、创新驱动等几个因素被普遍看好,被认为既是2014年实现GDP 7.5%左右目标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改革红利,释放巨大发展潜力

本届政府上任伊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简政放权”,自我革命。 这场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赢得了国内外的如潮好评,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为中国经济增添了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根本之策和首要潜力,被誉为新的改革红利。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官员、企业家和学者都将改革红利评价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最有力支撑,并列举了2013年以来已经显现的一系列改革红利。

如宏观调控方面,新一届政府放弃了以前惯用的货币财政调控手段,改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2013年,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通过为市场松绑、为企业添力而激发的市场活力明显且巨大: 2013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达到近十多年来最高,而民间投资比重也上升到63%。

令各界更为惊喜的是,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承诺:2014年将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并同时作出更多甚至是系列承诺: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等等。

政府如此大刀阔斧地自我革命,目的很简单、很明确——“让市场主体不断迸发新的活力”。

再如被誉为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之一的财税体制改革。2013年扩大“营改增”试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这意味着企业一年就有1500多亿元的额外收益。 李克强总理表示,2014年 “营改增”试点再次扩大,如扩大到铁路运输、邮政服务、电信等行业。

另一项被各界高度评价和看重的改革红利,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的“混合制”。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当前应该把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一个重点来推进, “建立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动力,只有把企业搞活,创新才有动力,经济才有动力,就业才有保证。”

记者在查阅各省级政府的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发现,各地都明确表示,将以混合制为抓手,“推进国企改革、搞活地方经济”,并将此作为保质量、稳增长的重要举措。

来自企业界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更是亲身感受到了混合制的优势和好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董事长陈戌源说,“我们从2006年整体上市到现在,净资产翻了一番,利润也基本翻一番,职工收入也翻了一番。”安徽海螺集团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已有10年时间,截至2012年末,集团总资产、净资产分别比改制前增长了8.14倍和24.4倍。该集团董事长郭文叁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改革的最大红利 。

其实,本届政府对于改革红利的派送力度之大,似乎不断超越市场的期待和预期。例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5家民资银行获批、10家民营企业入选,让多年来困扰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玻璃门”一夜之间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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